秉承行知精神 办为农村造血的教育

　　编者按：10月18日，我们迎来陶行知先生诞辰125周年。陶行知先生一生倾注心力于教育事业，尤重乡村教育。我们今天纪念陶行知，就是希望能从他当年的实践与思想中寻觅那些至今犹存的闪光点，为我国农村教育的发展和提高输送更多的智慧养料。本期，我们共同关注——

　　主持人：

　　本报记者 姚晓丹

　　嘉宾：

　　储朝晖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项贤明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袁桂林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杨东平 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

　　文东茅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吴明海 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周逸先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课程与教学研究院副教授

　　汪礼俊 安徽省太湖县赵河初级中学教师

　　1 “不能训练学生改造眼前的乡村生活，决不是真正的乡村师范学校”

　　储朝晖：陶行知先生1917年从美国回来后，曾一度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教育改进上，1921年中华教育改进社成立，使得他教育改进的意愿有了实施的组织基础，他自己连任了两届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是中华教育改进社从建立到停止活动期间唯一的一位主任干事。由于时局的影响，1926年后中华教育改进社原来形态的活动停止，但中华教育改进社改进教育的意志并没有中止，而是转入到乡村改造，他发表了《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书》，创立中华教育改进社、晓庄实验乡村师范学校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了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

　　1927年初，陶行知在南京郊外创办晓庄实验乡村师范学校，他确定的办学目标是：“依据乡村实际生活，培养有农人身手，科学头脑，艺术兴味，改造社会精神之教师，以为农民服务。”他进而认为：“不能训练学生改造眼前的乡村生活，决不是真正的乡村师范学校。”也就是说教育必须包含改造社会的内涵，而不包含改造社会的教育就不是陶行知所说的教育。教育改进只是改造社会的一项具体内容。由此开启了他的乡村教育运动。显示出陶行知的关注点由教育改进向乡村改造的转换，并以改造乡村的方式更好地、更为集中深入地进行教育改进并获得社会的认可。

　　从教育改进到乡村改造的转变，并不是一种抛弃和背叛，而是沿着教育改进方向前行，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和环节，这与他此后所开展的各种教育运动形成一个连贯的整体，在所有这些阶段，教育改进的意图贯彻始终。实现这种转换的关键在于陶行知认为教育就是社会改造，教育改进与乡村改造是互通的。所以他在乡村改造中使用并且不断深化他原来所信奉的教育改进理念、方法，但进入乡村改造之后，这些理论不再是抽象的，而是在与实践结合的基础上，创立了陶行知个性特点的生活教育理论。

　　陶行知的乡村改造，在很大程度上依然使用的是教育改进的理论和基本方法，但进入乡村改造之后，这些理论不再是抽象的，而是在与实践结合的基础上，创立了陶行知个性特点的生活教育理论，即“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教育理论。这些方法不再是摆设而是通过真实的实验发出改造社会的效力。整体上把教育改进推进到一个与中国乡村实际中的各种力量博弈的鲜活阶段，丰富发展了教育改进的理论和实践。

　　项贤明：陶行知先生自己是一个留学海外的高学历学者，他回国之后没有去追求高官厚禄或者知名专家这样的名号，而是毅然走进乡村、兴办教育，他的身上体现出了儒家的家国情怀和墨家的实践精神。

　　袁桂林：我们在今天学习陶行知先生的精神，应该是神似重于形似。原因在于，我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与陶行知先生所处的时代背景是完全不同的。100多年前小农经济社会延续到陶行知先生实践的年代，他的思想是符合当时农业社会的农民教育的。如今城市化趋势已不可避免，经济发展和扶贫步伐加快。我认为，怀念陶行知、学习陶行知的现实意义在于，我们对中小学教育工作者的关爱还是太少，我们要特别加强这一方面。

　　周逸先：陶行知先生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伟大之处在哪儿，我认为有三点特别值得学习。第一是他所昭示的农村教育历史使命和发展方向，也就是农村教育应该为农村大众服务，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二是陶先生“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奉献精神，乡村教育特别需要这种精神品格。三是扎根实践，通过实践去探索。

　　储朝晖：应该说，陶行知当时的实践在理论上还不完善，但是他仍做了很多实际的事情。他认为，乡村教育改造的目标是创造人民的幸福，把自己定位成乡村当事人，而不是以高高在上的救苦救难的形式。这些宝贵心得都是值得我们在进行乡村改造时学习和思考的。我认为，乡村改造仍是当下中国社会建设的重要工作。为乡村造血而非抽血的教育，尚未真正办起来。对乡村教育改进以及乡村社会改造的关键性和艰巨性依然不能够忽视。

　　2 乡村教育不在于使乡村为城市服务，城乡之间应形成平等互动的良性生态关系

　　杨东平：我认为，对于目前的农村中小学教育而言，最重要的关注点不是看有多么好的硬件多么好的学校设施，而在于有没有、有多少好老师，老师们应该教什么。

　　陶行知先生与当时一般知识分子的区别在于，他在教育上十分明确地主张两条主线：一方面他反对沿袭中国传统教育，另一方面他也反对全盘照搬西洋教育。那么，今天的农村学生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教育？这个问题是非常紧迫的。

　　袁桂林：我们的义务教育阶段还有不少值得反思之处。比如说，弄清楚现在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各类儿童的比重，父母都在农村的、留守儿童以及学前子女的比例是多少。特别是留守儿童的教育，要摸清底数。不能把那些只能留在农村、无法融入城市的孩子给遗忘了。我认为，关于农民如何带着孩子到城市安居乐业，这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汪礼俊：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我所了解的一些乡村学校目前面临的情况。

　　首先是教师方面，乡村学校的教师队伍还不稳定，优秀的教师还是想通过各种途径进城，乡镇学校引进优秀教师还是不容易，好不容易培养出的优秀教师过了几年也走了。乡村学校教师的老龄化、女性化比例过高，长期下去对学生健全人格的培养有不利影响。同时乡村学校教师的待遇差、地位低，也让不少优秀学生在高考时不愿考虑师范院校和专业。目前在乡村学校一方面传统教育的方式仍占主导地位，配备的先进设备送到学校后老师也很少会去主动利用；另一方面也缺少音乐、美术等领域的专业教师，一些学生因此被局限于只能进行文化课学习。

　　其次是生源方面。目前大量生源流向小城市，导致乡村学校招生不满。一方面农民工的婚姻不稳定状况，造成大量的单亲家庭和留守儿童，另一方面是乡村陪读风愈演愈烈，从幼儿园到大学一路陪读，导致孩子的生活自理能力薄弱。此外，传统家风教育缺失，家长往往注重对孩子物质条件的满足，却忽视了对其品行的教育。建立在乡村基础上的文化建设也令人担忧，孩子学习生活枯燥。

　　储朝晖：陶行知从事乡村改造距今已经90年了，在这90年中，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已经跨过了很大的步子，依据国家发改委的数据，2015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6.1%，城镇常住人口达到了7.7亿，一些地方也开始启动户籍制度改革，不再区分农业和非农业户口；但同时我们也看到教育的城镇化率达到74%，高于人口的城镇化率近20个百分点，显示出农村教育问题的迫切性。

　　陶行知曾在《一切乡村建设必须为农民谋福利》一文中强调：“我们从事乡村教育的同志，要把整个的心，献给我们三万万四千万农民。我们要向农民‘烧心香\’。”他明确提出反对救苦求难的天使派、教训村民的夫子派、建一个示范的模范派、主张城乡隔离的桃花源派、摧残民权的绅士派、救济农村破产的济富派、希望把农民当成获利工具的养猪派。当下农村教育从数量和规模上看，确实较九十多年前有很大的发展，但如果从为农民谋福利的角度看，依然存在较大的差距。

　　为乡村造血而非抽血的教育，尚未真正办起来。陶行知办乡村教育主张村民要有改造乡村社会的精神和能力，而不是被动接受改造或教育，乡村教育的目的在于农人和农人小孩的成长与发展，在于提高他们的生活力。他反对使乡村越来越贫困的“分利”的教育，主张乡村教育要为乡村生活和社会发展“造血”而非“抽血”。乡村教育不在于使乡村为城市服务，也不在于将村里人简单地转化为城里人，城乡之间应形成平等互动的良性生态关系。当下，由于城乡教育的差距，市民与村民享受到的教育服务差距较大，造成了城市教育对乡村教育的巨大抽吸和控制作用，消耗了乡村的生机和活力，使乡村失去了长久的自主发展的能力。改变这种现状还需要很多努力。

　　在此我还要说一点，当下有一种认识，认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乡村的问题就会越来越少，随着人口的进城，乡村的教育问题也就越来越少，这种认识仅仅从片面的数量视角观察，而没有从长久的发展和源流关系上考虑，没有看到城乡是常态社会下互补的两种社会形态，乡村社会在很多的时候，是城市生活的源头，忽视解决乡村社会的问题，忽视改善乡村的教育，将给未来整个社会的发展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因此，对乡村教育改进以及乡村社会改造的关键性和艰巨性依然不能够忽视。

　　吴明海：陶行知先生关于民族教育的思想，对今天有益之处颇多，比如不要把民族教育窄化，应坚持教育为公。坚持爱满天下的教育，民族教育应该是爱的教育。否则可能会被误解为嗟来之食。要承认、理解并尊重民族间的差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陶先生关于平民教育的启示。民族地区的乡村在全国来看是最广大的，陶先生当年所讲的问题在现在的民族地区仍然存在。我们需要提高民族地区乡村教学质量，将乡村教育办成有吸引力的地方，我们需要充分认识到乡村教师是民族地区乡村教育的灵魂，乡村教育居于重要地位，也希望有关部门能够采取更合理、更优惠的政策。

　　3 真正的教育不是传授知识而是德，德者本也，才者末也

　　储朝晖：陶行知在改造中国教育中十分重注以平民主义做教育目的，以实验主义做教育方法，晓庄实验乡村师范学校本身就是一种实验，所使用的方法是陶行知所主张的教育改进的基本方法。即便对于整个乡村改造，他也主张普遍使用实验的方法，他说：“中国地方广阔，民情各异，必须多立试验中心，以资研究，方能推行无弊。若以一种方法施之全国，便难免削足适履之讥。”

　　陶行知到了晓庄以后，他提出要为农民“烧心香”，他的穿着、语言、行为都明显与村民接近，并倡导学生要有一颗农民甘苦化的心，所使用的校歌《锄头舞歌》便是用当地民歌填词而成。学生们所跳的舞蹈也大多根据当地的舞蹈改编。这些都让陶行知的教育改进与乡村改造鲜活结合起来，深入扎根生机勃勃的乡村生活之中。

　　相对而言早期他在东南大学做教授时所表述的教育改进话语有明显的差别，那时候他的话语还大多是沿用书面的学术语言，也就是他自己后来所称的“洋八股”“拉洋车”。

　　周逸先：农村存在问题依然严重，农村教育依然很多人不满意，比如留守儿童问题等等，这更需要我们创新发展思路。另外，也需要加强农村教师的师德教育，提升农村课程教学改革，进而全面提升农村学校的教育质量。

　　文东茅：大家谈陶行知思想实践，我最近读《大学》。真正的教育不是传授知识而是德，德者本也，才者末也。知识就是力量，力量是刀，没有方向，可好可坏，只有通过良知的教育才能让人向善。我从农村出来，应该为农村做些事。我们现在一方面搞书院建设，由老百姓自己去建，同时也吸引一些愿意资助的企业加入，同时我们把每个建立起来的乡村书院都搬到网上，并且大量培养这方面的志愿者。我觉得在培养志愿者方面，在今天这个社会通过互联网是完全有可能的。关于书院的骨干，我们想通过三个群体，一个是新乡贤，从农村出来的现在有意愿回乡村的；一个是农村教师，他们有知识也有时间做书院；另外就是大学生群体，目前每年支教的大学生很多。我现在所做的事情，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天时地利人和之下一点点去做，我相信这也可能是当年陶行知所希望的、社会希望的、老百姓所希望的。我们想把这个事情深入做下去，集腋成裘，滴水穿石。（本报记者 姚晓丹）